为什么要把心理疾病的治疗还原为生活

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无论你有没有毛病，反正去检查都能查出点儿什么毛病来……咳咳，各位精神科大夫，别让节操掉了一地……

——曼弗雷德·吕茨

从精神/心理卫生科临床可以看到，心理障碍者的痛苦与麦克白的痛苦类似。他们找医生求治的目的也是相似，“有没有什么药或方法让我不痛苦/感到幸福呢？”当医生回答说：“这些病人必须自我治疗方可”，麦克白正确地予以反击：“把药扔去喂狗吧，我才不要你的鬼药。”

事实的确也如此，与消灭有机体患病过程中那些入侵病菌的原则相比，缓解心理障碍的药物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则上发生作用的。一些药物会阻断思维或情绪状态所导致的让人痛苦的结果，但是它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对其病因产生任何效果。它们能够改变有机体的反应，但是它们却不能触及这些反应原先为什么被歪曲这个问题。

具体地说，尽管抗焦虑药和抗抑郁药能够帮助你不感到焦虑或抑郁，但是对是什么使得你焦虑或抑郁这个问题，它却无能为力。对你来说不感到焦虑或抑郁也许仍然是有价值的，尤其是它使得你可以更有效地应对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让你在痛苦的境遇中感受不到痛苦。但是，这时候的你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已不具有“存在”意义上的“灵性”了。

因此，对于心理障碍的来访者来说，仅仅消除他们的症状，而没有帮助他们治愈导致这些症状的潜在问题是有害的。一般而言，症状的作用是提供信号和定向仪以找到潜在的问题。在心理学方面，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是告诉个体他有一个潜在的问题需要努力纠正的自然方式。

例如，存在主义认为，人有寻求意义以及调节感情的动机。人们生来就被植入到意义之中，并且持续努力地去发现意义。我们的主要动机是我们自觉自愿地发现生命的意义，意义不能被给予，必须追求才能获得。焦虑和抑郁的出现可能正是来访者无意义感的表达。

下面借罗洛·梅的话再强调一下这一观点的重要性：

当一种治疗是麻醉原始生命力，使之镇静，或使用其他方法回避它而非直面它，这治疗就是失败的而非成功的……

如果现在已经得到完善的这些用于缓解心理障碍的药物以及改变情绪的药物变得广为人们使用，而没有同样地帮助人们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我们将很可能会目睹我们社会中在一个甚至比当前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各种新的心理和心身障碍出现。如果我可以冒险做出一个预测的话，那么这些障碍中主要的将很可能是情感淡漠以及内在空虚体验。因此，这些药物绝不会使我们对人的心理学理解变得不那么急迫，实际上，克服我们对这种生物的性质的混淆，然后研究出某种关于人的科学以引导心理治疗的研究，将只会变得更为关键。

德国精神科医生曼弗雷德·吕茨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只有当精神病药物能给患者带来自由时，才能让患者使用药物。实际上，所有出于其他原因的药物使用都是不负责任的操纵。”

心理疗法的情况也类似，目前常用的心理治疗方法能缓解一些心理障碍的症状，但不会向患者提供幸福或生命的意义。因为心理医生并不比其他人具有更多的智慧和生活经验，病人与心理医生之间的谈话是人为的，进行得好，可以称得上工巧，但从来不是直接的。正如曼弗雷德·吕茨所提出：

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抑郁症患者和其他人来说，最好的交流形式就是跟“屠夫、面包师和售货员……”这些普通人对话。因为只有当心理疾患过于严重，实在进行不了这种交流时，才需要心理学专家的介入。但是一旦患者能够重新进行最佳形式的交流，这种介入就应当停止。

此外，现在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存在误区。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乌托邦”式的健康理念——“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能力上达到一种完美状态。”这种“乌托邦”式的概念导致了很多危害：

（1）、诱导许多人无限地“崇拜健康”而忽略了生命的意义，甚至在某些地方产生了一种荒谬的“健康宗教”，身在其中的人们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活着，为的是能“寿终正寝”；

（2）、由于这种健康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催生了大量的“健康产业”，活跃了许多“保健市场”；

（3）、只要你做了足够的身体检查，就会发现或多或少的问题，许多人因此长期往肚子里灌药……

德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克劳斯·多尔讷曾通过多家跨区域发行的严肃报纸进行调查，想知道究竟有多少德国人可能患有焦虑症、恐怖症、进食障碍、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各种成瘾症、痴呆症等。简单统计得出的结论是：超过%的德国人患有需要进行精神治疗的疾病。

可以看出，心理障碍的诊治现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曼弗雷德·吕茨告诫道：

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精神分裂症，没有抑郁症，没有成瘾症——有的只是承受着各种不同痛苦现象的人……

在精神病学各个领域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的“早期诊断”热潮也该降温了……谁要是下班后还眉飞色舞地念着精神病学专业理论，在个人生活里到处给别人作诊断，那他还是趁早转行，省得祸害自己还糟蹋他人。此外，给一个根本没想挂号看病的人做出诊断，真是很不合适……严肃地说，在健康人身上故意找茬，是挺下三滥的行为。人不能这样被滥用，精神病学也不能这样被滥用……

因此，能否顶住社会压力，不把那些非同寻常或稍微添乱的家伙宣布为“病人”，是对精神病学能否维护自由的考验。

下面以强迫症的治疗案例再来强调一下“把心理疾病的治疗还原为生活问题”的意义：

该来访者系26岁女性，被强迫性思维困扰10年。

来访者自述她从小就对“人为什么要活着”之类问题感兴趣。高中开始就反复思考“人如何活着才有意义”，“只有成为伟大科学家才会有意义”，看书的时候头脑中会不断冒出“读这些书有什么用，不是浪费时间吗？”就这样，一边想着以后成为科学家，一边读不进书。医院被诊断为强迫症。服用舍曲林治疗，头脑中的强迫念头有所减少。上大学以后（数学系）逐渐减少药量，头脑中的自我对话又开始增多，但不影响学习，未作特殊处理。由于对宇宙问题感兴趣，考上了理论物理的研究生，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思考宇宙问题中，但觉得这问题不可能像“数学公理”一样绝对正确，开始对自己的方向感到迷茫。头脑中不断地自我对话：“以后是考博还是就业呢？”“这样研究下去没有结果怎么办呢？不就把生命浪费了吗？”“如果去工作，天天教中学物理，太无聊了怎么办呢？”……

由于不愿再次服药，医院心理卫生科尝试做心理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医生针对她顽固的“二元对立思维”采取了正念治疗。在强迫思维有所减少以后，医生与其探讨了存在主义哲学中的“死亡”、“孤独”、“自由”、“无意义”等问题，她开始变得沉默，若有所思。随着治疗的深入，来访者逐渐暴露出她强迫性穷思竭虑的背后原因：她是两岁的时候被领养（到现在还不知亲生父母是谁），从小就开始害怕黑暗以及一个人待着，在中学时养成了“爱思考”的习惯，许多时候一个人出神地想事，因为这会让她忘记恐惧和孤独。高中时有一次头脑中出现“邪恶”的念头，感到非常害怕，“人的脑子里怎么会有那么糟糕的东西”，遂问其当公务员的父亲：“你头脑中会有‘不好’的想法吗？”父亲回答：“不会”。就这样，她开始在头脑中拼命的去追求“卓越”……

当她开始明白自己强迫的背后是由于在逃避“存在性”困境时，强迫症也开始走向好转。

[按]本文整理自包祖晓所著的“禅疗四部曲”之《做自己的旁观者》、《过禅意人生：存在主义治疗师眼中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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